2026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行动明确由医共体牵头医院负总责，聚焦制度建设、合理用药、检验检查、住院和手术等9项重点任务实施改进，并通过自查整改表细化为39项具体要求。在国家部署之后，北京、上海、河南、江西、贵州、新疆等根据地区特点相继发布地方方案，CDSreport在汇总梳理六地政策后发现，基层医疗质量管理正从“单点自查”走向“分级协同”，信息化开始承担数据采集、风险预警、整改追踪和效果评价等关键职能。
过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质量管理更多依靠机构内部自查，专业质控资源主要集中在二、三级医院。此次国家方案明确，将由市级及以下质控中心制定质量改进计划、监测分析基层医疗质量，并结合基层实际制定质控指标。各地方案则进一步把这一要求转化为不同层级的质控网络。聚焦各地方案，北京提出建设市、区、机构三级基层医疗质控网络，并要求市级专业质控中心牵头制定基层质控标准、核心指标和改进目标；上海建立市级质控中心统筹、区级质控管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我管理的三级架构；新疆则提出建立自治区、地、县、乡四级质控体系。此外，江西进一步要求县级建立基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由医联体牵头医院承担具体质控工作，并将基层质量监测结果向市级质控中心反馈。贵州则提出一个更值得注意的要求：基层医疗质量评价指标应结合基层实际制定，不得简单沿用二级、三级医院标准。基层医疗质量管理正从“单点自查”走向“分级协同”，信息化开始承担数据采集、风险预警、整改追踪和效果评价等关键职能。国家方案将医共体作为三年行动的基本实施单元，明确医共体牵头医院对基层成员单位医疗质量负总责。在地方方案中，这一责任被进一步细化。河南提出，医联体牵头医院与基层成员单位要实现“制度同源、标准统一、流程一致”，统一门诊诊疗、首诊负责、双向转诊、处方点评等制度，并规范基层机构在病历书写、处方开具、检查治疗和输液管理等环节的操作标准。 贵州则直接依托81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和7个城市医疗集团推进三年行动，由县域医共体或“区社一体”牵头医院承担质量管理责任。与过去侧重专家下沉、设备共享和双向转诊相比，地方方案对医共体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下沉技术，还要同步输出制度、流程、质控标准和整改机制。医共体建设的评价重点，也将从“基层能不能开展某项服务”，逐步转向“不同层级机构能否按照统一标准安全、规范地开展服务”。国家方案围绕基层医疗服务中的主要环节设置了9项任务，但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服务特点，增加了更具体的质量管理内容。新疆增加了两项具有明显基层特征的任务：一是单独规范村卫生室静脉给药，要求经核准的村卫生室设置独立观察区域，配备抢救药品、供氧设备以及符合要求的医护人员；二是增加患者随访质量，重点关注出院后并发症、非预期再入院和不良转归。上海在国家39项自查要求基础上，增加了中医临床诊疗、中医非药物疗法、中药药事管理、中西医结合住院服务和中医质量指标监测5项内容，自查项目增加到44项。贵州则把培训和实战演练进一步量化，要求乡村医生三年内至少参加一次集中培训，县域医疗次中心和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至少开展一次急救实战演练。河南重点加强胸痛、卒中、创伤救治单元建设，提出逐步实现中心乡镇卫生院全覆盖，并推进县域中心药房、审方中心、影像中心和检验中心建设。 对基层医疗信息化建设，国家方案的要求相对基础，提出加强智慧县域医共体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智慧化建设，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基层，并要求质控中心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质量控制。地方方案则开始将这一要求落实到具体系统和应用场景。北京提出通过信息化手段自动采集核心数据，建设动态更新的质控指标数据库，并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开展跨机构、跨专业质量比较和趋势分析。上海明确依托上海市医疗服务监测与评价系统，建设市、区、社区三级联动的医疗质量智能监测体系，并将人工智能用于处方智能审核、门诊病历自动质控、院感风险实时预警、检验检查结果智能比对等。目标则是实现诊疗行为全流程动态监管和风险前置提示。江西则直接将已经建成的“省智医系统”和医共体信息平台写入行动目标，要求利用AI辅助诊断减少常见诊疗疏漏，并通过平台连接县级影像、心电、检验中心。新疆虽然没有提出具体AI场景，但明确要求做好医疗质量监测、质控数据上报和病历电子化等信息化基础工作。从这些方案看，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过去更多解决业务能否线上运行，今后则要进一步回答质量数据能否采集、风险能否识别、问题能否追踪。国家方案将每年工作划分为自查整改、提质推进和年度评估三个阶段，要求基层机构要形成问题清单、整改措施和持续改进机制。地方方案则进一步强化了数据在质量闭环中的作用。上海要求把社区质控结果纳入全市医疗质量监测分析，对突出问题实行通报督办、限期整改和复核“回头看”，并将医疗质量控制结果纳入社区卫生服务综合评价。江西提出采用“数据抓取＋现场核查”方式开展年度评估，并利用省智医系统和医共体平台开展数据监测、预警提示和远程指导；县区级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基层质控并进行分析反馈。北京则要求建立动态质控指标数据库，实现不同机构、不同专业之间的质量比对和趋势分析。这意味着，基层医疗质量信息化不能止于生成报表。数据至少要能够支持四个环节：发现问题、识别风险、推动整改、验证效果。只有质控结果真正进入管理评价和整改复核，信息系统才不只是记录工具，而是医疗质量治理工具。从六地方案看，多地并未把信息化仅仅理解为单独建设质控平台，而是更加重视将相关能力嵌入风险较高、跨机构协同需求较强的诊疗环节。在合理用药方面，河南提出建设县域中心药房和审方中心，实现用药目录、采购配送和处方管理协同；江西推进县域审方中心，并支持建设智慧共享中药房，实现基层开方、统一配送。在检查检验方面，河南和江西均提出“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贵州提出依托医联体资源共享中心，实现基层检查结果利用和质控监督；新疆明确，对室间质量评价未通过的项目暂停互认资格并限期整改。在急诊急救方面，贵州提出快速转运和远程会诊机制，国家及多地方案均强调院前急救与院内急诊的信息共享。从国家方案到六地行动方案，基层医疗质量改善方向已经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言，未来三年的重点不只是完成系统部署，更重要的是把诊疗规范、质控指标、风险预警和整改复核嵌入现有业务流程，使质量问题能够被及时发现、准确定位并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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