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作为新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提交了多份提案聚焦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和公共卫生领域。他在“关于后疫情时代加强公立医疗机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能力建设的提案”中梳理了3年的新冠感染疫情应对中我国医疗系统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

这些短板中，危重症总床位数严重不足较为显著。王广发表示，我国医院建设标准过低导致可扩展危重症床位无法完全满足危重症的集中收治。由于我国医院建设标准未就大规模公共卫生应急需求提出特别要求，在此次可转化危重症床位的使用中，由于供气、供电等建设标准不够，导致可转化危重症床位过于分散，无法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王广发还提出了公立医院基础设施设计冗余不足的问题。

王广发建议，加强现有公立医院危重症资源的建设。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配合对现有三级公立医疗机构进行适度改建，在5年内力争将危重症床位数量提高至总床位数的10%。对可扩展危重症床位进行气源、电力改造，调整、优化布局，积极建设可转化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满足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的要求，使其逐步达到总床位数的10-20%。

他还建议，对现有基础设施逐步进行升级改造。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对现有医院电力、气源设施进行评估，如果不能满足超过满负荷运转10%的冗余量，应逐步改造，以满足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需求。对于新建三级公立医院，电力、气源设施的冗余应达到满负荷运转的10%，危重症床位总数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可转化的危重症救治病房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20%。

王广发还提出，要重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建设和政策支持。中央和地方财政应保证传染病医院充足的运营资金，包括硬件维护、部分人员费用及传染病应急救治资金。适度提高传染病门诊和住院费标准，提高部分应由财政或医保基金支付，避免增加患者负担。鼓励传染病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结成紧密型医联体，某些大型传染病医院可适当向综合方向发展，以解决自我造血，人才梯队建设及传染病患者的非传染病临床需求。

同时，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加强综合医院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建设，适度扩容，增加从业人员数量。临床各科的年轻医师应定期轮转呼吸ICU、内科ICU、综合ICU等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提高危重症的诊断及救治能力。

在接受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朱宏提出，他今年的建议是关于加强建设平战结合医疗卫生研发体系，布局建设若干个国家区域性一体化生物医药临床转化平台，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卫生科技产品研发转化的政策支持和转化环境。

这套体系和若干国家区域性平台，“平时”可以聚合区域内各方优质资源，贯通基础研究、临床试验、成果转化、生产应用各个环节，储备设施设备和人才技术；一旦发生疫情，可实现“战时”快速转换，第一时间根据疫情防控需求，快速开展新防治技术、新诊断试剂、新药物、新疫苗、新医疗器械等的科研攻关，快速转化为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有效防治手段，更高效、更快速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家医学中心是卫生领域“国之重器”，建设好国家医学中心是医疗行业未来占领国际制高点、形成国际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对比分析当今国际医学中心发展历程及国内头部三甲医院综合状况，当前加快、集力、提级高质量建设国家医学中心的必要性凸显，应加快择优遴选工作，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扩大投入、提级管理，将国家医学中心建设成代表国家战略力量、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撑之一。

他指出，发达国家的医学中心在国际医学科技竞争中居于强势地位，同时垄断了全球70%以上的创新药物与高端医疗器械市场，形成对我国医学科技领域“卡脖子”式的全方位压制。中国近年来各科技领域快速发展，但医药板块依然是明显“短板”。

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公立医院已达1.2万家，三甲公立医院700余家，这些医院已经成为疑难疾病救治的主体力量，在满足群众日常就医服务需求和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都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公立医院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优质医疗资源供需矛盾突出、高水平临床科学家紧缺、国际学术影响力不足、先进诊疗技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创新转化能力有待提高等短板。

对于未来高质量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建议如下：

国家医学中心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建议国家在目前辅导类国家医学中心创建单位中遴选5家左右，全速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流程审批、政策落地及创新技术先行先试上给予绿色通道。

建设国家医学中心必须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应各方集力，加大投入，尤其在组织、政策、财力、物力等方面的扶持须打破固有体制束缚，瞄准实际需求，通过创新试点高标准推进，妥善解决好建设资金筹集、高端人才保障等关键要素问题。

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应瞄准国际知名医学中心，拉高标准，对标对表。采取“面上追赶、线上并行、点上突破”的策略，最终由点及面，争创国际医学中心。同时，应以医院为中心，提高科研人员占比，推动医、工、信等交叉领域的集群式发展，通过医校联合、医企联合等，形成规模发展效应，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高水平医工信交叉，是把握“四个面向”推动医学领域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医工信交叉领域还普遍存在着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不够、联动不畅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亟需加强“产学研普”融合，以充分释放创新动能，有效激发创新活力。

他指出，当前我国医工信交叉领域发展存在跨领域合作机制和平台不够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体制不够成熟；专业人才队伍数量与质量不够充足；社会知晓度参与度不够深入的现状和困境。

针对上述现状和问题，建议如下：

一是鼓励交叉性大平台建设。加大对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的配套支持力度：开展新器械新项目研究应用“绿色通道”；鼓励开展有组织的系统性研究；增设专项研究生名额，开展高水平的交叉人才培育专项，具体可推广借鉴浙江大学“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二是加大对临床研究项目的支持力度。专设临床研究“三重项目”，并充分结合临床研究资源依赖性强、研究周期长、攻关成果应用性强等特点，制定针对性的资助周期、预算金额以及验收考核等整体方案，鼓励形成大项目、大成果。

以首批国家级产教融合平台为试点，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畅通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流通渠道；简化医院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加强专业性资产评估人员队伍建设，解决因产权不明、利益不清而带来的不能转、不敢转问题。尝试授予创新个体部分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提高其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一是要由国家统筹设立“临床科学家”培养计划，面向具有博士背景的青年临床医生定向资助。二是培养医学知识产权职业经纪人队伍。建议高校增设医学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相关专业，建立技术转移转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机制；将技术经纪人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建立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和价值导向的职称评定及薪酬激励体系。

一是鼓励百花齐放的医学创新科普工程。充分发挥媒体矩阵力量，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医学创新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日常。二是鼓励社会力量深度参与产学研普融合过程，如联合设置专项人才培养基金、鼓励创新转化的“种子基金”和“天使投资”计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