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近年来，无论是医联体医共体建设，还是互联网医院建设处方流转平台搭建，亦或是跨省医保结算、DRG升级，打通各省、市、县域以及院内外，不同体系诊疗及结算信息流转，围绕医疗数据的医院端和卫健委/医保局端的互联互通，实现电子处方、医保支付和药品销售三个业务系统集成打通。

一直以来，信息孤岛的打破和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存在诸多难点。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傅虹桥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来自医疗机构的动因不足的问题。”他对直言，如果可以强化执行、监管部门的推进力度，扩大规模优势，提高医疗机构自主参与的积极性，技术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傅虹桥认为，不仅是卫健部门“单边推动”，如果能实现医保与卫健的“合力配合”将会更加有效。他提出，“在全民医保的情况下，由于医保部门是支付方，在信息化推行上更具有优势，也可以掌握主导权。如果能够实现医保与卫健要的协同配合，可以更有效的推进医疗信息化建设。”

事实上，医疗信息化的另一端还连接着院外，还有药店、互联网医院、医药电商，甚至是商业保险等，更多的环节和更广阔的市场。目前多数互联网医院没有跟现有区域内各医疗机构的系统实现对接，医疗资源无法实现共享，线上和线下还没有打通。医疗系统 “底层”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解决技术难题，首要理解何为“打通”

近日，国家卫健委在相关答复中明确，正在研究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药品器械、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保等信息标准体系，并逐步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数据共享方面，院端、局端数据互联互通，医院/公卫/医保信息化建设将整体加速。文件中提出，卫健委负责建立健康医疗大数据开放共享机制，统筹建设资源目录体系和数据共享交换体系，强化对健康医疗大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与管理。

时隔不久，国家卫健委官网再发布，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医疗健康信息开放共享。

事实上，多项政策的提出、落地并不“突然”。“这是水到渠成的，一直以来就存在着这样的痛点”，傅虹桥向说道。

一直以来，信息孤岛的打破和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存在诸多难点。院内医疗设备专业程度高、技术含量高、要求高、品种繁多，且涉及多机构、多部门、多角色、多流程。同时，不同厂家的设备缺少技术标准，如数据不公开、接口不统一等情况，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数据共享。这就需要行业尽快制定标准，通过统一的数据协议，帮助实现不同设备的互联互通互认。

“技术层面的问题并非难解”，傅虹桥谈到，“首先要明确的是，如何理解‘打通’？”

傅虹桥提及，即便在同一医院，院内的影像系统和HIS系统可能也是由不同的厂商提供服务，要在所有医院实现同一厂商统一系统，非常困难。他以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为例，具体指出，“如果从需求的角度出发，可以打造最小数据集，通过云平台的方式，采集数据并统一规整，实现医疗端和居民端的数据推送。现在新的技术，比如区块链技术也可以实现不同中心分散数据的同一储存。”

目前在上海已经有相对成熟的案例作为参考。在采访中，多位专家都向提到了上海的“医联工程”。

在十多年前，上海开始建设医疗信息平台的实践。“医联工程”一期是上海深化医改的重要举措，实现了为就诊患者建立统一电子病史资料、跨医院诊疗信息实时交换共享等功能。医联工程覆盖医疗机构上海市级公立医院38家，其中综合性三级医院22家，专科三级医院16家，与16个区域级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联通。总共接入终端30000台，包括门诊工作站、检验检查工作站等。

2019年二期开始建设，基于物联网和医院重点设备资源的管理，主要打造医疗设备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同时，围绕医疗工业互联网的建设目标，结合数据的采集、数据的服务、数据的应用、数据的管理等方面，把设备、企业管理、行业分析和总数据进一步标准化和规范化。

近年来，无论是医联体医共体建设，还是互联网医院建设处方流转平台搭建，亦或是跨省医保结算、DRG升级，打通各省、市、县域以及院内外，不同体系诊疗及结算信息流转，围绕医疗数据的医院端和卫健委/医保局端的互联互通，实现电子处方、医保支付和药品销售三个业务系统集成打通。

信息流转实现医疗信息数据广泛覆盖，傅虹桥向谈到，“它包括处方、检查、医嘱等一整套流程，从就医需求的角度来说，应该按照看病的时候医生和患者需要什么来设计，实现统一的电子病历。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居民健康档案，包括体检信息、健康行为、公共卫生，如果能够更好的实现整合，从电子病历的角度走向健康档案的角度，最后实现整合，实现居民全生命周期全流程的管理，而且还有助于实现医保控费的目标。”

“动因问题”先行，医保、卫健联动更优效

“更关键的问题来自医疗机构的动力问题”，傅虹桥直言，“如果能解决动机问题，技术就不是问题了。”

对于当中的阻碍，傅虹桥向提出，包括医院收入的减少、医疗纠纷发生时的风险以及诊疗检测结果的公开评断等。

实际上，有业内人士指出，多年来，医疗机构收入主来源于医疗服务、药品及检查检验收入。而在近年取消药品加成后，需要检查这部分收入支持医院运行。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之后，如果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进行相应补偿，难免会出现医疗机构推进“积极性”不足的情况。

不仅如此，在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之后，一旦出现由此引发的医疗纠纷，如何界定责任划分呢？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的检验能力不同，质控标准不一，检查检验所采取的方法也不一样，有时同一项检查，各级医院检验试剂和仪器都不一样，这样的检查互认存在风险。

现实的困境实际存在，“动因问题”如何解决，傅虹桥向提出他的解决建议。

在外部来看，重点在顶层设计和政府机构的推进力度和执行效力，而对于医疗机构自身， 从国际经验来看，推行之初对于医疗机构的益处尚未显现，但是形成一定规模之后，没有加入的医疗结构损失会凸显。傅虹桥以上海医联工程的例子谈到，一期建设开始比较困难，二期之后更多医院开始自发加入。

事实上，过去医疗机构以及卫健系统的模式发展时间长，运行相对成熟，且一直以为占据强势的主导地位，要想信息化建设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形成全国范围的数据共享以及信息互通，或许并不现实。

“从层次上来说，第一步来说，或许可以考虑在地市级层面率先打通”，傅虹桥对指出，“如果一开始就从省级切入，工程量太大，而挨个县域打通，很难形成规模效应，如果可以考虑市级的先打通，有些简化的事项可以先做到省级打通，逐渐提高层级，扩大范围，这样或许更加切合实际，速率也会更快。”

值得一提的是，在傅虹桥看来，不仅是卫健部门“单边推动”，如果能实现医保与卫健的“合力配合”将会更加有效。

他向谈到，“在全民医保的情况下，由于医保部门是支付方，在信息化推行上更具有优势，也可以掌握主导权。如果能够实现医保与卫健要的协同配合，可以更有效的推进医疗信息化建设。” 他补充道，“尽管两个部门职能不同，但是协调配合起来，也可以减少医疗机构需要报送的数据或者信息运营的成本。在数据汇总后，使用起来可以再由不同部门调取。”

也注意到，近年来，国家医保局不断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工作。在2021年底，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就介绍，目前，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服务已经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所有统筹地区、各类参保人员和主要外出人员。

“医保部门的建立，就把构建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目标，目前全民医保信息系统的统一性、协调性是相对较好的”，傅虹桥向指出。

而在院外，还有药店、互联网医院、医药电商，甚至是商业保险等，更多的环节和更广阔的市场。

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王宏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多数互联网医院没有与现有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电子病例系统和居民健康档案系统实现对接，医疗资源无法实现共享，线上和线下还没有打通。

他指出，目前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主要是问诊功能，并不包含处方流转、药品配送和支付结算功能，没能形成完整的线上问诊业务闭环，好比互联网电商平台只有下单系统，却没有支付结算系统以及物流系统。

“未来要有互联网医院接入、医药电商接入、药店接入，涉及面很广，但底层技术会是同一的”，傅虹桥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