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加快建立以县中医院为核心的中医医共体，张伯礼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构建以县中医院为核心的中医医共体。以县级中医院为龙头，建立紧密协作的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推动中医药服务下沉，保障县域群众健康需求。

二是中医院切实承担县域中医药服务龙头和中枢职能。加强省市医院合作，引入新技术，巩固其在区域内的技术权威，为带动基层打下坚实基础。同时定期下派专家团队，指导乡镇和村级中医服务，推动中医服务县域全覆盖。

三是建设统一的区域医疗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县中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电子病历、检验检查结果互联互通，借助信息化手段帮助基层优化流程，实现规范化、精益化管理。四是总结推广“县管乡用”经验。在国家层面制定基层医务人员“县管乡用”的管理制度，为基层留住人才提供制度保障。

曹鹏围绕以AI深化医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提出了一套从“基础夯实”到“应用深化”，再到“生态普惠”的系统性方案。

一是强化专科专病AI创新应用，鼓励开展专科专病AI诊疗国家级试点，将成熟的AI辅助诊疗方案纳入临床路径管理，全面提升临床诊疗的精准度与同质化水平。

二是推广AI驱动的“医-检-诊-药”闭环模式，鼓励互联网医疗平台打造AI驱动的全流程医疗服务闭环，支持“AI导诊-线上问诊-上门检验-药品配送-康复管理”一体化模式创新。

三是加快医院数智化新基建建设，将医院数智化转型纳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体系，鼓励各级医院与具备全场景AI、医药供应链优势的企业合作，共建“AI+供应链”生态。

四是实施基层医疗AI普惠提升专项行动，为社区医生、乡村医生打造定制化AI智能体，推广“AI数字医生”模式，全面提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

五是以AI赋能医生临床和科研双提升，鼓励企业开发面向医生的全流程AI赋能工具，支持平台向全体医生免费开放基础功能，助力医生提升临床决策效率与科研水平。

六是筑牢医疗AI安全发展底座，建设国家级医疗健康数据共享平台，依托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为医疗AI模型训练与优化提供高质量、合规化的数据支撑。

为了让人工智能真正走进基层、服务群众，耿福能建议，精准设立中央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的专项补助金，对采购适配基层常见病、慢病管理的AI智能体产品给予购置补贴，乡村地区适当上浮并配套年度运维补助；同时，简化补贴流程，确保资金快速直达。

此外，建议建立省级AI智能体准入目录，明确AI“医疗助手”定位，将医生培训与补助挂钩，从专项补助金中划出部分用于基层医生AI智能体实操培训，推动AI与中医“治未病”理念融合，打造“三舱一体”大模型体系。

针对基层医疗企业融资难、发展慢的行业痛点，耿福能建议，由相关部门联合研究，明确将“基层医疗服务机构（连锁化、品牌化）、基层医疗第三方服务、基层医疗信息化与数字化赋能平台”等纳入现代服务业或民生保障重点领域范畴给予支持。

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医疗健康生态，王建安表示，医疗关乎生命，AI赋能医疗必须以安全为底线。医疗领域的高专业性、高风险性，让AI医疗的安全保障成为重中之重——算法“黑箱”、数据安全隐患、模型运行监测缺失、网络新型威胁等问题，都制约着AI医疗的健康发展。为此，他提出要从建立标准、数据监管、全周期管理和筑牢风险防护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人工智能医疗健康应用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始终坚持“以患者为中心”，为AI医疗高质量发展守牢安全生命线。

戴立忠提出，以试点促推广、以示范带发展，推动AI医疗技术快速落地。他建议，设立“AI+医疗”创新试点区，选取医疗资源集中、互联网基础较好的地区，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级医院、公共卫生机构等不同场景，开展AI远程诊断、传染病预警、患者分流、药物研发辅助等核心场景试点，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动态调整试点政策。加大对试点地区、试点单位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对引入AI医疗技术的基层医疗机构给予补贴，对优质AI医疗产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戴立忠还表示，当前AI+医疗发展规模化推广，也面临数据供给不足挑战。他呼吁，加快医疗脱敏数据开放，建立统一的医疗脱敏数据开放平台，明确数据开放范围、标准与流程。

为充分发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培育医疗卫生新质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杨晓静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强化核心引擎功能，打造高水平创新策源地。在国家科技计划中设立区域医疗中心专项，鼓励其牵头或参与生命健康领域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聚焦重大疾病、罕见病、前沿交叉领域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优先在条件成熟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建设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支持建设高等级生物样本库、医学数据中心、临床试验中心等基础设施。鼓励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与顶尖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建立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共同研发新型诊疗技术、智能医疗设备、创新药物与疗法。

二是加速数智融合应用，塑造医疗服务新形态。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率先建设覆盖诊疗、科研、管理全流程的智慧医院，深化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精准治疗、智能手术机器人、远程医疗等应用，探索基于大数据的疾病预测、健康管理等新模式。在确保安全合规前提下，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展医疗健康数据治理、确权、流通与利用试点，促进数据要素在科研、临床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应用。鼓励区域医疗中心拓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探索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全病程管理、居家医疗等新型服务供给模式。

三是构建协同发展网络，提升区域整体新动能。鼓励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通过技术联盟、远程协作、人才柔性流动、共建专科、输出管理标准等方式，系统性地向区域内医疗机构转移转化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将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纳入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范畴，通过远程赋能、培训、指导，帮助基层提升对新质生产力的承接与应用能力。支持区域医疗中心所在地区，以其为核心构建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健康等产业集群，形成“临床牵引创新、产业支撑临床”的良好生态。

四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生态。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医疗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政策，充分保障科研人员权益。探索建立对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符合新质生产力特征的创新医疗服务项目，以及新技术、新药物更灵敏的动态定价和医保支付机制。对旨在提升诊疗水平、改善患者体验的创新探索，建立必要的容错纠错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确保新技术应用安全可控。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与高校合作，培育兼具临床能力、科研素养、数据思维、创新意识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和医学工程师、转化医学专家等新兴专业人才。

于清明表示，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出发点。

于清明提出，目前市场上精准适配老年医疗健康需求的智能设备供给仍显不足，产品适配性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应从供给侧发力，优化产品结构。在推动人工智能与医疗器械深度融合方面，应支持企业研发具备心率、呼吸、眼动监测，异常报警和双向通讯功能的智能设备，实现对居家老人健康风险的及时干预，筑牢养老安全防线。开发兼具多重功能的智能服务机器人方面，应重点研发具备居家陪伴、健康咨询、健身指导等功能的产品，使设备从“功能性工具”升级为有温度的健康伙伴。在打造银发健康消费新场景方面，应加强多部门政策协同，将部分适宜的医疗健康设备纳入医保目录，在居家养老试点城市推广智能护理、可穿戴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助力智慧养老，减轻社会与家庭负担。在积极促进创新药械产品的推广应用方面，应进一步加大国产创新药品医疗器械的推广使用力度，减轻医疗负担，降低医保费用。

此外，网络购药方面，于清明提出，应强化网络售药协同监管机制，出台线上处方药销售管理办法，细化法规要求，进一步压实电商平台主体责任，并建立“平台—商家”责任连带机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与信息共享；加强智慧监管建设，严厉打击违规行为，筑牢药品安全防线。

陈树波建议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避免AI与信息化建设再次出现分散建设、重复投入的问题，医院也希望借助AI和信息化提升诊疗与管理效率。

另外，还需要深化分级诊疗，统筹区域医疗高地与基层建设。他指出，区域医疗高地建设与基层强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个区域内若只强化乡镇、县级医院，没有相应的区域医疗高地，疑难重症患者仍无法得到有效救治。建议以地市为单位，打造半径在100公里以内的区域医疗体系，统筹三甲医院、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功能，形成基层兜底防病、县级承接常见病、市级解决疑难重症的一体化格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意义重大，但不能简单追求扩大床位规模，当前部分高端医院仍存在扩张倾向，导致本可在县、市级医院救治的患者，大量流向省、国家级医院。这一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进一步优化医疗资源布局，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落地。

刘梅林表示，在当前的实践中，各大医院按要求成立老年科，但老年科的边界和定位存在困惑。一方面，多学科协作在老年科门诊区域内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基层医生诊疗能力有待提升。对此，刘梅林提出可以从分层规划老年科功能、打破慢病管理的“信息孤岛”、优化医保支付政策三方面入手。

在分层规划老年科功能方面，三甲医院应承担起危急重症，复杂疑难病诊疗并为基层培养人才的责任，应该给基层医生到大医院轮转接受进修的机会。经过培养掌握了全科知识的基层医生回归后可以充实慢病管理人才队伍。

在打破慢病管理的“信息孤岛”方面，若实现患者诊疗信息从大医院到基层医院全面共享，不仅能避免重复诊疗，减少医疗资源浪费，更能保障诊疗连续性，为高效双向转诊打下基础。

在优化医保支付政策方面，刘梅林表示，老年人病情复杂，目前的单病种付费模式，导致医院对高龄高危患者收治积极性不高，不利于老年人可救治疾病及时获得最佳诊疗。希望在DRG、DIP等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中，对老年群体进行统筹考量。

老年人用药安全，孙蓉委员提出四点建议：

（一）完善整合式医疗体系。推行老年综合评估与药物重整联动机制并纳入考核，建立多学科门诊；落实2025年药师配置目标，推动药师下沉基层；加强老年用药临床研究，引导企业研发专用剂型。

（二）强化供给侧管控。制定统一适老版说明书模板，推行“双轨制”并给予企业激励；规范药品信息标注与风险分级警示；严格落实药店药师在岗制度，严厉打击违规售药乱象。

（三）健全社会与家庭支撑。注重用药科普通俗化，纠正认知误区；推广家庭用药规范化管理，为特殊老人配备智能药盒，培育上门服务与志愿者队伍；在社区设立“用药解忧驿站”，

（四）完善政策监管机制。将药学相关服务纳入医保支付并提高报销比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并提高权重；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推进信息平台建设与AI用药审核工具应用。

刘思德始终关注“一老一小”，他表示，期望有关部门能够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险体系，破解失能老人照护难题。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系统培育专业化照护人才队伍，夯实服务供给核心支撑。将养老护理员等照护人才纳入急需紧缺职业目录和人才引进计划，提高培训补贴标准，扩大职业院校养老护理专业招生规模，推动“订单班”培养，从源头上扩大人才供给。同时，他希望提升从业人员职业吸引力与社会地位。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工作年限、服务品质挂钩的薪酬指导价和等级津贴制度，推动从业人员收入水平合理增长。定期开展评选表彰活动，加大先进事迹宣传，提升职业荣誉感。

再者，推动科技赋能，缓解劳动力资源短缺压力。支持研发和推广使用智能护理床、移位机、远程监测设备、养老机器人等适老化智能产品，将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鼓励发展“智慧养老”平台，利用科技手段辅助日常照护、提升服务效率，降低一线人员的劳动强度。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国家“体重管理年”三年攻坚行动的收官关键年。徐浩宇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扩大科普宣传，提升全社会对肥胖问题的科学认知，尤其重视中医 “治未病” 理念的传播推广。二是加快完善基层健康体重管理保障机制，在基层医疗机构建好体重管理门诊，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支持健康管理相关产业发展。三是运用AI与数字化技术为体重管理创新赋能，实现精准评估、个性化干预与全周期管理，满足群众个性化减重需求。

霍勇提出，应重点推动医改以来建立的分级分诊诊疗制度高效、有序开展。具体而言，需明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职责，小病患者应在社区就诊，如需前往大医院，需通过基层医生、家庭医生的转诊流程，同时可通过医保政策进行相应规范。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利用大医院医疗资源，让医疗服务流程更高效、更合理。

其次，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很多患者面临“只治不管”的问题，医疗机构目前并未将院后管理纳入工作内容。需要从医疗机构职能、医保支付等方面进行完善，明确医疗机构的患者管理责任，再由基层医生、家庭医生承接后续长期管理工作。

第三，医疗服务的长期管理关键在于基层，也就是基层医生和家庭医生。打造赋能型家庭医生队伍，不仅要关注基层医生本身，更要解决其能力不足和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短期内可结合国务院推动的家庭照护师、健康管理师等新职业，配合家庭医生开展工作，补充人力资源。长期来看，需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全科医生数量，充实家庭医生队伍。同时，家庭医生应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赋能，通过已建立的相关模型，推动家庭医生提供高水平、标准化的基本医疗服务，依托数据支持提升服务质量。

唐旭东呼吁加强基于县域的中医医院建设，重点强化县级中医院发展。针对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唐旭东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加大人才投入，在县乡村三级设立名医工作室，通过基层中医科医师业务进修等方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二是强化政策导向和倾斜，将中医适宜技术及中医优势病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三是将防治结合理念落实到乡村，针对四大慢病，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及养生康复方法，提升乡村慢病防治水平。

他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应加强智慧中医建设投入，目前多所高校及省级中医管理部门正在推进名老中医数字孪生体建设，将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录入人工智能系统，打造类似智能诊疗辅助工具。结合远程会诊平台，可为乡村医生诊疗提供有力支撑，对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在健康管理领域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数据来源多元、方案多凭经验、科学性不足、患者依从性差、随访不规范、管理不及时等。姚树坤表示，通过人工智能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利用大模型对多元异构化数据进行采集与整合，形成个人健康画像；开展智能健康评估，生成精准干预方案；通过手机智能客户端，对依从性较差的患者进行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打卡管理及智能问答服务；借助智能手环、智能戒指等可穿戴设备，实现血糖异常、夜间睡眠呼吸暂停等情况的智能监测与报警；同时可通过智能数字人实现交互。

姚树坤提到，智能健康管理可针对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疾病，通过控制体重、限盐、缓解精神紧张、改善睡眠、戒烟限酒等措施，借助手机智能客户端实现对患者高效、高质量的管理。未来将持续推进相关工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

我国社区中医药服务还面临多项短板，司富春建议，加强系统化政策供给，筑牢社区中医药发展根基；加强社区中医药人才引育，打造高水平服务队伍；系统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创新多元化服务模式；深化中医慢病管理，构建协同防控新格局；推进数字赋能，打造智慧服务新模式；创新医保支付机制，拓展多元服务新内涵。

其中，加快建设社区中医药信息平台，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增设中医诊疗、体质辨识等专用数据字段，推动上下级医院中医信息互联互通与结果互认。加快布局推广“互联网+中医药”与AI辅助诊疗，开展在线咨询、寻访随访与管理服务；探索AI在体质辨识、处方审核等方面的应用，结合可穿戴设备数据与中医辨证形成立体健康画像，为个体化干预提供精准依据。

刘云建议，加快推动器官芯片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以此牵引产业转型升级。同时，针对欧美国家取消动物实验的趋势，她呼吁尽早出台相应举措，“让器官芯片、计算模型等新技术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落地，确保我国在这一创新赛道继续保持先进性和国际话语权。”

在脑机接口技术领域，刘云建议，依托“江苏省脑机接口共性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国家重大项目，加快推动技术应用与转化研究，开展落地探索。她具体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构建三级联动临床验证体系，加快脑机接口技术临床转化；二是健全伦理与数据安全框架，守住前沿技术应用底线；三是完善医保与成本分摊机制，提升前沿技术的普惠性和可及性。“比如针对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可以探索其在睡眠障碍、抑郁、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中的神经调控与认知增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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