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价格是医疗服务价值的体现，医疗服务价格政策作为医疗服务经济补偿和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医疗服务价格政策直接影响着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服务供给行为，并对费用控制、资源配置、医疗服务质量以及医疗服务过程中的效率公平等产生明显的导向或制约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公立医院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务管理政策；1953年改为“以收抵支，差额补助”；1954年调整为以床位计算补助的“全额管理，定额补助”，即核定收支计划，根据需要补助差额，结余上交；1960年确定县级以上医院“全额管理，定向补助”，即按照医院编制人数国家补助全部工资+附加工资3%(简称“包工资”)；1979年经济管理试点办法中，经费补助改为“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结余留用”的办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机构营业额的扩大，财政投入占公立医院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医疗机构的收入更多靠的服务收入，到2009年的新一轮医改开始，政府补助占二三级医疗机构的收入比重约为8-9%，直至目前，该比重变化不大.进入上世纪90年代，政府部门开始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但顾虑于社会承受能力，实行的政策是“老项目老价格”、“新项目新价格” 的政策，即挂号费、护理费、手术费等既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不动或者调价幅度很小；新药、新材料、新大型设备、新技术等新出现的项目，则给予盈利水平高的价格，用于弥补医疗服务部分的财务赤字。医疗服务价格逐步出现了“劳务价格低、纯医疗业务亏损”、“药品耗材结余留归医院补偿亏损”、“大型设备检查检验价格高、盈利水平高”的局面。这种扭曲的医疗服务价格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卫生领域的逐利行为，表现为“大处方”、“开贵药”、“多开检查多提成”等现象，逐渐演变为社会上普遍反映的“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在缺乏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前提下，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下降等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指责。
1997年1月15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发〔1997〕3号）》，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高规格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文件，文件中提出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政策：“完善政府对卫生服务价格的管理。要区别卫生服务性质，实行不同的作价原则。基本医疗服务按照扣除财政经常性补助的成本定价，非基本医疗服务按照略高于成本定价，供自愿选择的特需服务价格放宽。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收费标准要适当拉开，引导患者合理分流。当前，要增设并提高技术劳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降低大型设备检查治疗项目过高的收费标准。建立能适应物价变动的卫生服务价格调整机制及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制度。适当下放卫生服务价格管理权限。各级政府要把卫生服务价格改革纳入计划，分步实施，争取在二三年内解决当前存在的卫生服务价格不合理问题。”2000年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00]16号）》中，关于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提出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与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重申了医疗服务价格分为基本、非基本和特需医疗服务三类，并实行不同的作价办法。2000年7月20日，国家计委和卫生部《关于改革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计价格〔2000〕962号）》文件，在重申既往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医疗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取消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分级制定指导价格，适当拉开差价，以引导患者选择医疗机构和医生……放宽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供患者自愿选择的特需医疗服务的指导价格”内容。总结一下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可以发现中央政府政策往往提原则和方向多、具体切实可行的落地内容少，一些根本或基本问题，如“基本医疗服务”、“非基本医疗服务”与“特需医疗服务”、“政府指导价”与“市场调节价”，该领域的政府职能与医院的自主性等，实际上一直模糊不清。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发〔2020〕5号），在“完善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部分明确提出：“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全国交易价格信息共享机制。治理药品、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完善医疗服务项目准入制度，加快审核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建立价格科学确定、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建立医药价格信息、产业发展指数监测与披露机制，建立药品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完善价格函询、约谈制度”，其中的“建立全国交易价格信息共享机制”和“建立医药价格信息、产业发展指数监测与披露机制”应该是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