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伊始，大会主席伍贵富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糖尿病、慢性肾脏病（CKD）和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重要慢性疾病。研究发现，这三类疾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通过共同危险因素及复杂病理机制形成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疾病网络^[1]。伍贵富教授强调，面对这一挑战，临床管理必须注重危险因素的早期识别，通过风险前移和全生命周期干预，实现慢病管理从单一指标控制向整体结局改善的转变。

随后，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章俊教授指出，传统慢病管理模式往往围绕单一疾病展开，而现实临床中，大量患者同时合并糖尿病、CKD和心血管疾病。研究显示，疾病叠加数量越多，患者死亡风险越高，单病种管理已难以满足复杂共病患者的诊疗需求^[2]。基于这一背景，美国心脏协会（AHA）提出CKM综合征概念，并建立完整分期体系。该体系从危险因素阶段开始介入，将肥胖、代谢异常、CKD以及亚临床心血管疾病纳入统一风险评估框架，通过风险识别前移和干预关口前移，实现疾病全过程管理^[1]。 

章俊教授强调，CKM理念在于推动慢病管理从“治疗疾病”向“管理风险”转变，从关注单一器官转向关注整体结局。尤其是在糖尿病、CKD及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高度共病的背景下，需要构建跨学科协作体系，推动心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科及基层医疗机构共同参与患者管理。

在随后的专题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展开深入交流。专家指出，糖尿病患者常伴心肾风险，早期筛查、风险分层及个体化治疗方案是实现长期获益的关键，治疗策略应参考循证指南选择兼顾心肾获益的药物。同时，多学科诊疗（MDT）模式有助于打破科室壁垒，实现规范化转诊、联合门诊及连续随访，提高高危患者早筛共管效率。专家强调，将风险分层工具和管理路径嵌入日常诊疗流程，制定分期复查及干预策略，可确保低危至高危患者获得适宜管理，实现CKM综合征患者从早期发现到全程管理的闭环，提升临床获益和预后。

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持续深化背景下，如何实现控费与临床获益平衡成为热点议题。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钟询龙教授指出，第十一批国家药品集采在规则设计方面进一步优化，更加强调“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通过允许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引入锚点价机制以及优化中选规则等举措，为医疗机构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合理选择药物提供了更大空间。钟询龙教授表示，随着集采政策不断完善，医疗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强精细化管理，在保障药物可及性的同时兼顾疗效与安全性，推动合理用药水平持续提升。

针对糖尿病的管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张莹教授指出，根据最新流行病学数据，我国糖尿病患者数量已超过1.4亿^[3]。然而，与庞大患者基数相比，我国糖尿病患者达标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4]。随着循证证据不断积累，糖尿病管理目标已从单纯控制血糖转向兼顾心血管及肾脏结局改善。当前国内外指南均强调，对于合并ASCVD、心衰或CKD的2型糖尿病患者，应优先选择具有明确心肾获益证据的治疗方案^[5,6]。

此外，张莹教授介绍了固定复方制剂（FDC）在临床实践中的价值，并强调治疗惰性和依从性不足是当前糖尿病管理的重要挑战^[4]，而FDC通过简化给药方案，可有效降低患者服药负担，提高治疗依从性。以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二甲双胍缓释片为代表的固定复方制剂，不仅能够协同降糖，还可发挥心肾保护作用^[7]。

随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吴淳教授指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仍然是ASCVD防治最重要的可干预危险因素。《2026 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和AHA血脂异常管理指南》进一步强化风险分层理念，首次引入PREVENT风险模型，同时提升冠状动脉钙化（CAC）评分在风险重分类中的地位^[8]。对于风险尚不明确的患者，CAC评分已成为重要决策工具。在治疗方面，新版指南更加重视LDL-C目标值管理和个体化治疗策略。对于糖尿病、CKD以及ASCVD高危患者，建议尽早启动强化降脂治疗，并根据患者风险等级制定差异化管理目标^[8]。

在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糖心肾患者分层管理及规范化治疗展开深入交流。专家指出，CKM综合征管理的核心在于风险前移和精准分层，应结合CKM综合征分期、肾功能水平以及心血管风险进行综合评估，针对不同风险等级患者制定个体化管理策略^[1,2]。对于合并CKD、ASCVD或心力衰竭等高危及极高危患者，更应关注心肾保护获益及长期治疗稳定性，推动规范化全程管理。针对当前糖尿病患者达标率仍不理想的问题，专家认为，治疗惰性、依从性不足以及强化治疗启动延迟仍是临床管理中的重要挑战。FDC通过简化用药方案、提高依从性，有助于推动早期联合治疗落地，并在改善血糖控制的同时实现多重危险因素管理。

下午会议开始前，大会主席丛丽教授发表致辞。丛丽教授表示，随着CKM综合征理念不断深入临床实践，糖尿病、慢性肾脏病及心血管疾病的协同管理受到越来越多关注。面对复杂共病患者日益增长的诊疗需求，临床管理不仅需要关注疾病本身，更应重视患者长期结局和全病程获益。

深圳市龙岗区第四人民医院陈玉华教授指出，当前糖尿病管理面临治疗延迟、依从性不足及长期达标率不理想等问题^[4]。越来越多研究表明，早期强化干预不仅能够改善当前血糖控制水平，还可能通过“代谢记忆效应”带来持续获益^[9]。陈玉华教授表示，通过合理应用固定复方制剂以及优化治疗路径，有助于减少患者服药负担，提高长期依从性，从而促进血糖、体重及心肾风险的综合管理。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周淑娴教授则指出，交感神经过度激活贯穿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死及心力衰竭全过程，是推动心血管事件链发展的重要病理机制^[10]。β受体阻滞剂通过抑制交感神经活性，可有效降低心率、减少心肌耗氧、抑制恶性心律失常并改善心衰预后^[11,12]。周淑娴教授强调，临床实践中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实现从危险因素控制到疾病全程管理的连续获益。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肖洁教授指出，高钾血症是CKD、心衰以及糖尿病患者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13]。随着肾功能下降，高钾发生率明显增加，在CKD 5期患者中可超过50%^[14]。更值得关注的是，高钾血症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更与不良结局密切相关。研究显示，CKD合并高钾血症患者1年全因死亡风险约为血钾正常患者的4.4倍，同时住院率及心血管事件风险均增加^[15,16]。肖洁教授表示，随着新型口服钾离子结合剂的出现，慢性高钾血症长期管理策略正在发生变化^[17]。通过规范化降钾治疗，可帮助更多患者持续接受指南推荐的心肾保护治疗，实现稳钾与护肾双重获益。此外，建立覆盖筛查、监测、治疗及随访全过程的多学科血钾管理体系至关重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吴冰原教授指出，ASCVD的发生发展与LDL-C密切相关^[18]。LDL-C是目前最为明确且重要的可干预危险因素之一，其水平越高，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越不稳定，发生心血管事件风险越大^[18]。而越早降低LDL-C，患者长期获益则越大。随着风险管理不断强化，联合降脂治疗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吴冰原教授表示，对于LDL-C未达标患者，可在他汀基础上联合其他机制降脂药物，通过不同机制协同降低LDL-C水平，从而提高达标率并进一步降低心血管风险^[8]。

在最后的讨论环节，专家们一致认为，CKM时代的管理目标已经从单纯控制指标转向改善长期临床结局，从单学科诊疗转向多学科协同，从疾病治疗转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针对糖尿病患者用药复杂性，FDC可减少每日用药次数，提高依从性，促进早期达标及多重风险管理^[7]。同时，心率增快是交感神经激活的重要信号，合理使用β受体阻滞剂并结合个体耐受性，可降低心肌耗氧、预防心衰恶化及心律失常，实现全病程管理^[11,12]。对于CKD患者，高钾血症可能影响心肾保护药物持续应用^[13,15,16]。专家建议通过血钾监测及多学科协作管理，保证治疗连续性和安全性，从而优化患者长期获益。

CKM综合征理念的提出，正在推动慢病管理从“单病种时代”迈向“综合管理时代”。从风险识别前移到早期联合干预，从血糖、血脂管理到血钾控制与肾脏保护，从单学科诊疗到多学科协作，均体现了CKM时代慢病管理的发展方向。未来，随着循证证据不断积累以及协同管理模式持续深化，以患者结局为中心的CKM全程管理体系有望进一步完善，为更多糖心肾共病患者带来长期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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